2015-08-27 16:32:11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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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年冬天,北京来人招中学教师,据说只要是老高三的北京知青,都要。有些“黑五类”子女,出身资本家的、地主的,都获准回京了。我抱着一线希望,跑了12里路——那天北风很硬,我的脸都冻起泡了——到旗招待所找北京来的同志。

“像我这样的,你们要么?”自从父母被抓,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这句自尊扫地的话了,仿佛自己是一件等外品,推销起来底气一点不足。

果然,等他们听明白“我这样的”是什么样的之后,说:“像你这样的,我们不能要。”

“为什么?不是出身不好的也要吗?”

“出身不好的,只要问题清楚,就能要。可你的父母还没有定性,所以不能要。”

“可是,往最坏里想,就算问题很严重,是黑帮了,不行么?”我还想力争一下。

对方很讲原则地说:“那怎么行?也许最后没有问题,是‘红’的呢?你就不能算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了(当时毛主席对“黑帮”子女问题有个批示:不要叫“黑帮”子女,要叫他们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),这样我们不好安置。”

我明白了:像我这样“黑”、“红”不能确定的子女,哪儿都不要。我必须申请当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次年冬天,我回北京,到公安部,提出要当“可教子女”的申请,希望他们能开一张证明给我——这办法是另一个“可教子女”教给我的,据说她的身份就是申请来的。公安部办案组的同志对我说:“我们不能给你开这张证明,因为你父母的问题还没定案。”呜呼,我只能做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了,这是三六九等里最糟糕的一等,因为哪里都不能使用我。慢慢地,老三届的学生都得到了安置,不论是回城,还是在当地,而我则一直留在屯子里。及至后来,很多人一听说我是老高三的,却还在生产队,都很惊诧,我也只是苦笑一下,懒得解释了。

后来,有北京知青将我推荐给了旗中学的教导主任曹老师,曹老师同意让我到旗中学任代课教师。可是公社书记不肯,说:“旗里要能用这个人,我们早用了。”没有公社批准,我是走不了的。周围的人都告诉我这事非“研究研究”(烟酒烟酒)不可了。那也是个冬天,我就给已回北京的弟弟写信,请他寄些好烟来。明知家里没钱,不知弟弟想的什么办法,很快寄来了两条好烟,“牡丹”的和“礼花”的。我又买了两瓶酒,拎着上公社了。没钱备礼固然难,送礼更难。我从没干过这种事,不知怎么个送法。那天,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,天色已暗,我独自在去公社的路上走着,一路盘算着如何进书记的门,如何递上一张笑脸,如何措辞……找到公社书记家,书记还没回来,我把礼物放在炕柜上,向书记夫人说明过一会儿再来,就去附近的浙江知青点儿找“饭辙”去了。吃完饭,再去书记家,书记已回来了。炕柜上的礼物不见了。书记没提礼物的事,我也没提,只说想请他放我去旗里。他说:“这事我们研究研究吧,过几天你听信儿。”回来的路上,我心情轻松极了,没想到这礼送得这么妙!不过,以后我可不想再干这种事了。

开春了,公社来了通知,说经研究同意我去旗中学教书。从此,我不再挣工分了,而是每月挣32元的代课费。每到周末,我仍旧回到向阳大队的“家”里去。

1977年冬,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,我们都跃跃欲试,到处找课本复习。但又接到通知说,老高二高三的因岁数太大,除非有特殊贡献,不得参加考试。我没有特殊贡献,眼看大学上不成了,我大哭一场,把课本还了,也不再做梦了。后来又有消息说,准许我们参加高考。那时距考试只剩几周了。凭着我10年前的学习底子,临阵磨枪,考分倒也不低。只碍于我的政审是三类(就是最差的那一类),几乎没有学校肯收我。最后听说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斗胆收了我的档案,我这才在1978年春离开了莫旗,结束了10年的插队生涯。

这10年,我们在贫穷中求生存,在苦涩中求欢乐,在屈辱中求自强,在人生中求真情……尽管我们时时都想离开农村,尽管我们或迟或早都离开了农村,但我们的心已永久地留在了那里,随着我们的汗水和泪水,播进了那片黑土地。在那黑土地上,我们收获的是直面人生的坚忍、顽强、乐观、真诚……在艰苦的生活中,我们长大了,成熟了。日后不管怎样的大苦大难,我们都会从容面对,因为我们是插过队的一代。